有那么一段时间，人们对人性化执法问题有过一场激烈的交锋，法学家、民间理论家纷纷加入。结果，人们花了那么多的笔墨、纸张以及唾沫，最终得出了两个结论：不宜搞人性化执法，那样会导致执法者挨揍；不能搞暴力执法，否则会使群众遭受皮肉之苦。大家知道，一场讨论争出两个结果，无异于什么也没说。评论家们的思想统一不了，并不意味着官方束手无策。城管执法人员“武装到牙齿”的举措在广州、北京等地先后推行，表明城市管理的执法问题真的是一个严峻的问题！
　　在人性化执法问题方面无法达成一致，并不意味着评论家们对待“武装到牙齿”不能取得共识。众口一词的批判试图证明，武装城管的做法是多么的不得人心。就在反对之声飘得还不远之际，北京发生了一起惨案：“城管副队长执法遭摊贩刀刺脖子，经抢救无效死亡”（《京华时报》８月１２日）。尽管摊贩与城管之间的恩恩怨怨由来已久，但在两者之间发生此类血案却鲜有一见。许多人一定跟我一样相信，在城管刚刚开始全副武装执法的当口，就遭遇致命一刀肯定只是一种巧合，而不是摊贩们给“颜色瞧”的结果。但是，这起事件使我终于明白：学界的讨论与城管全副武装的行动，完全是朝着空气挥拳头，失去了方向。
　　我提一下詹姆斯·Ｃ ·斯科特这个美国人，在他的“生存伦理”中，有一个“生存文化”的概念，没能幸运地提出这一概念的人们其实早就明白这个概念：那就是，生存的底线不能侵犯，否则弱者也会奋起反抗。生存的底线当然不仅仅属于小摊小贩，在我看来，猪和狗们也是拥有的。看上去很强势的城管其实也不例外。那么矛盾就昭然若揭了：城管查抄摊贩的货物与摆摊工具，看上去所没收的只是一些不值钱的东西，但却是摊贩生存的底线。而城管如果不强制执法，那么城市的秩序可能管不好，管不好就面临下岗，也触及到生存的底线。假如城管失业了，出于生存的本能，没准也要去做“走鬼”，同样面临城管的驱赶。这样类似“不是你死就是我活”的矛盾并不是江湖上冤冤相报式的循环怪圈。
　　在下认为，一些城市管理的决策者在某些方面严重缺乏“武装到脑子”的管理作风，而希望通过“武装到牙齿”一劳永逸。这似乎给被武装者指明了某种方向。被武装起来的执法者手中的装备终归要派上用场吧！像“四五名治安员驱赶一女摊贩，手持钢管对其暴打并用辣椒水喷眼睛”（《信息时报》８月１２日）之类的新闻，在城管执法过程中是没少发生的。我们相信暴力执法同样为管理者们所深恶痛绝，但应当深知：摊贩们终归是弱者，无论何时何地，城管一出现摊贩就落荒而逃的阵势可作证明。真要是把他们当成假想敌，久而久之，没准摊贩们也要考虑“武装”自己了，因为许多人做“走鬼”就是为了保住生存底线。
　　一个摊贩的刀子，所刺中的决不是一个城管副队长，而是当前城市管理的软肋。一个眼中被喷灌辣椒水的女摊贩，也不是唯一为了活着而忍受委屈的摊贩，而是当前摊贩们生存困境中的一个缩影。许多城市管理者在规范市场秩序方面，千篇一律的心态就是欲清扫占道经营一空而后快。合肥市提出建立无摊城市、郑州等部分城市禁止瓜农进城摆卖西瓜等，无不是形象工程思维主导下的懒政行为。他们在提出净化城市的理由时，是何其的振振有词。当温家宝总理要求洛阳市的领导落实当地果农进城卖桃问题时，洛阳市禁止果农摆卖桃子的有力理由一夜间竟被自己全盘推翻，并迅速为果农大开方便之门。事实证明，此举不但解决了果农的生计问题，也让市民吃到了便宜的桃子，整个城市形象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。
　　在下曾在《一个人的龙虾与一座城市的品味》一文中提出，做小摊小贩不仅是部分人自谋生路减轻政府负担的选择，也是部分人事业的起步。事实证明，现在许多大老板就是从小摊小贩干起来的。请原谅我在此文中“崇洋媚外”一下，我认为我们的一些城市应当向纽约学习，规范占道经营，划分摊贩的经营空间，而不是一刀切除。纽约市长布隆伯格说得好：禁止占道经营，会扼杀社区经济发展和新移民小生意业者的生存权。
　　最后用一句话点题：人性化的执法与暴力执法都无益于解决问题，人性化的政策才是解决城管与摊贩之间恩怨的唯一出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