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贩崔英杰用最极端的方式对抗城管的整治行动——一柄尖刀刺入海淀城管副队长李志强的脖子，而理由仅仅是想抢回刚被没收的一辆三轮车。
　　许多年来，城管与无照游商之间的对峙一直在许多城市中上演着。而这一幕悲剧，无疑是二者对抗最激烈的一幕。
　　北京市有近30万和崔英杰一样的无照游商。脆弱的农业经济、少地甚至失地的现实，逼迫着大量的农民从农村流向城市，可如何在城市中生存下去，是摆在每个外来流动人口面前最实际的问题。
　　“经济人”本能的驱使，技术含量与成本较低的无照经营，无疑成了进城农民的一个重要选择。为了养家糊口，他们违法经营；在城市追求自己干净漂亮外表的目标下，他们受到城管的围追堵截。　
　　许多小贩说，“我们理解城管的难处”。也有城管说，“我们也同情他们的处境”。然而，正是这看似能相互理解的两种角色，却常常你追我打。
　　事实上，从城管成立至今的8年来，宿怨和仇恨像孪生姐妹一样在城管和小贩之间如影相随。
　　8年过去了，小贩没有消失，城管却越来越多。某种程度上，小贩甚至成了城管存在的理由。而城管也成了小贩能够获取一定收益的条件——高风险使得行业竞争者减少。
　　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事实是，就在李志强牺牲的科贸电子城下，第二天又有新的小贩占据了崔英杰的位置。
　　我们不知道，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还要持续多久。
　　我们城市管理的理念是否出了问题？我们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城市？是要直面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现实、以人为本，来管理我们的城市，还是要建立一个乌托邦式的完全清洁有序的城市？
　　没有人计算过政府部门为对付小贩所支付的成本，但可以设想，如果拿这些财政支出为这些小贩提供诸如免税、培训等帮扶，结果又会如何呢？